也就是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在清末民国时期，似乎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妓院在旧中国，也许实际上在社会上扮演了一个“减压阀”的角色。所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国民政府很难下得了禁娼的决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税收。对妓院进行征税，是政府的一大财源。例如上海公共租界，“花捐”就是“工部局”的一大税源。而国民政府其实也通过“公娼”的方式，向众多的妓院征税。国民政府是一个弱政府，这毕竟也是这一大笔税源。
所以，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公娼”是合法的，而“私娼”才是非法的。什么叫作“公娼”呢？所谓“公娼”，就是由国民政府发放营业执照、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而“私娼”则是指那些没有征得国民政府许可，而在暗地里无照经营的妓院。因此，“私娼”也被称为“暗娼”。
我们来看一个法令，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违警罚法》第7章第43条，有如下的规定：“暗娼卖奸，或代为媒合及容留住宿者……处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15元以下之罚金”。可见，北洋政府只罚暗娼（私娼），公娼是不罚的。
北伐之后的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违警罚法》，与北洋政府一样，国民政府也是只禁私娼，不禁公娼。
02.民国初年士兵月赚7元：可养活全家
中国近代史上所谓“抓壮丁”现象，指的是国民党当局使用强制手段，强行征召青壮年男子入伍、参加战争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确引起了争议，甚至遭到了普遍的非议。
其实，这个问题和中华民国的“兵役制度改革”有关。从晚清直到民国初期，中国的旧式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叫做“募兵制”的制度。“募兵制”的主要特点是：人民没有当兵的义务，部队募兵需要依靠金钱待遇来吸引人，兵源没有保证，而且也不设“民兵预备役”。
例如，冯玉祥当年到清军里当兵，就不是被强拉的，而是冯玉祥自愿的。为什么自愿当兵呢？因为冯玉祥家里穷，冯玉祥要解决自己的经济出路。《我所知道的冯玉祥》一书，记录了冯玉祥和战友赵卓志的一段对话：
赵卓志：“冯将军，您是从哪家军校毕业的？”
冯玉祥：“我一天的书都没有念过。我从小家里穷，如果我哪怕能有一间房、一亩地，我是决然不会当兵的！
冯玉祥的话说得很坦率：“只要有一亩地，我都不会当兵”。这例子说明，在清末民初，当兵是一个混饭吃的出路，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在“募兵制”之下，当兵就是一份工作、一种职业。而且，在“募兵制”之下，当兵这个职业，待遇其实是还不错的。
台湾“中研院”整理的《于达先生访问纪录》，收录了胡宗南的参谋长于达先生的回忆。于达说，在民国初年，当兵收入的行情大概是这样的：二等兵每月7元；一等兵7元5角；上等兵8元；上士15元。依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每月3元至4元，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一个二等兵，每月工资7元，养活一家人，是绰绰有余。
而与“募兵制”相对的另外一种兵役制度，叫做“征兵制”。“征兵制”的主要特点是：人民依法有当兵的义务，部队征兵不是依靠金钱激励，而是依靠强制手段，兵源有保证，而且常设“民兵预备役”。
与“征兵制”比较，原先的“募兵制”有两大弊端：兵源无法保证、无预备役民兵可用。因此在战争中，“募兵制”逐渐显现出它的劣势。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越来越感到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必须要革掉“募兵制”这个落后的国防制度，尽快实行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征兵制”。
于是在1933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出台了一部新法——《中华民国兵役法》，这部法律，划时代地标志着“募兵制”的寿终正寝和“征兵制”的正式施行。这个新的法律，有以下关键条文：
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依本法之规定。
第三条：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
这个《中华民国兵役法》的第三条，其实就是国民党“抓壮丁”的原始法律依据。于是，人们开始逃避兵役。阎锡山部将杨元璐在其著作《阎锡山军闱揭秘》里回忆，在新的“征兵制”下，许多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有钱的人家，选择“退财消灾”、贿赂征兵工作人员，以这种手法逃避兵役。有不少征兵工作人员，就靠这个发了财。
其实，国民党当局看到了“募兵制”的这个弊端，于是开始模仿西方军事强国，实行“征兵制”，规定“成年男子人人都有义务当兵”，停止了“用钱募兵”的做法。这个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它规定了成年男子人人都有义务当兵，一旦打起仗来，中国的兵源就可以源源不断，国防力量在理论上就会强大。
但是不料，没有了金钱报酬，许多人都不愿意当兵，于是，国民党当局的征兵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国民党当局决定采用强硬手腕——强征新兵。这就是所谓“抓壮丁”现象的由来。
03.孙中山亲日:曾说日本人不是亚洲人？
孙中山亲日吗？这其实也是一个“刻舟求剑”的问题。诚然，孙中山在早期，的确有过大量的亲日言论以及行为，最典型的就是多次向日本人承诺：帮助我革命，事成之后，我把满洲（东北三省）委托给你们日本治理。
于是，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拿孙中山早期的这一类亲日言行来判断孙中山，说孙中山是个亲日派、汉奸、卖国贼……但是，人们往往没有看到，其实在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之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已经逐渐由“亲近”走向了反感、防范，甚至是对抗。
也就是说，孙中山其实只是在早期有点亲日，而到了后期，则是转向了反日。我们不妨通过史料，看看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发表过什么样的“涉日”言论。
1919年6月24日《民国日报》的一篇访谈文字，名为《孙中山先生答〈朝日新闻〉记者书》，在这篇访谈中，孙中山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发表了自己对日本扩张国策的反感，以及对日本收敛其国策的期望。
在该篇访谈报道中，日本记者问孙中山：“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恨日本？有没有办法调和两国人民的感情？”对此，孙中山给出了一篇很长的回答，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照录原文，孙中山回答的大意是：日本军阀逞帝国主义的野心，向中国发展侵略政策，两国的国策在根本上不能相容。例如，日本在（1914年）攻克青岛的时候，曾经对外宣称，会将青岛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竟然食言，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这无异是出卖中国人的举动。中国人能不恨日本吗？日本的政府和军阀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但同时又幻想中国人民不和他对抗，反而和他亲善，那岂非是白日做梦？！希望日本能悬崖勒马，对中国从根本上取消扩张政策，东亚才能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本，已经是充满了微词，他对日本已经不如辛亥革命之前那样亲近，而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对抗的情绪。
再来看一篇《新韩青年》1920年3月1日创刊号，刊登了一篇《中国前大总统孙逸仙氏对日本谈》，其内容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1日接受东京《大正日日新闻》记者的访谈。
在这篇访谈中，《大正日日新闻》一名姓“大江”的日本记者对孙中山说：“希望先生您不要将我看作日本人，请您将我看作亚洲人”。不料，孙中山很不礼貌地回了他一句：“你们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亚洲人”。大江记者大吃一惊，问孙中山为何这样说。
对此，孙中山也给予了很长的回答，其大意是：你们日本人是亚洲的侵略者，你们自称为亚洲人，那么请你们将东三省的殖民权利（指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还给中国，另外，也请你们将朝鲜半岛还给朝鲜人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到原文拿来细读。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史料，有籍可查的。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与辛亥革命前后大不相同，孙中山已经不再谈什么“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是恰恰相反，要求日本人从满洲（大连、旅顺、南满铁路）滚出去。此时的孙中山，其对日本的态度，已经和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04.惊! 比日本更早称呼中国为“支那”的是唐玄奘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
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
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
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
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
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
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
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进一步的推广，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
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也就是说，在当年明代的时候，“中国”这个国家名称，在国际上其实是不常用的。
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
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是如此之大，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日本人将日本的“山阳地方”和“山阴地方”称为“中国地方”，所以有时候在日本谈“中国”，仍然会产生歧义。
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中，都称呼中国为“支那”，如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等等。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加了个“我”字——“我支那”。
另外，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译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
05.原来“红领巾”一开始是卡布其色
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有相当多的青少年先锋运动组织，它们遍布于苏联、朝鲜、古巴、越南、东德、保加利亚、中国、老挝等国。
这些青少年先锋运动组织，其名称大致相似，比如“苏联少年先锋队”“朝鲜少年团”“胡志明少年先锋队”“老挝少先队”“罗马尼亚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等等。与此同时，这些青少年先锋运动组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其成员佩戴红色的领巾。
为什么他们要佩戴领巾？为什么这些领巾普遍是红色的？要将“红领巾”这个事情说清楚，须从“童军”说起。
“童军（Scout）”，又名“童子军”，其历史发源于英国。
在1899年的南非，“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在一次叫做“梅富根城战役”的战斗当中，有一个名叫“梅富根军校学生军团”的青少年队伍，被英军组织起来，协助英军作战。当然了，这群娃娃兵，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乳臭未干，他们并不是上前线打仗，而是负责后勤工作，例如协助物流、医疗、通讯等等。
尽管如此，这个青少年军团，还是为英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胜利，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这个由十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少年兵团在战场上的表现，让当时的世人刮目相看。
那时英国陆军的中将罗伯特•贝登堡（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受到了这群孩子的启发，开始酝酿组织一种“童军组织”。罗伯特•贝登堡对这个事业，萌发了极大的兴趣，并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
于是，罗伯特•贝登堡开始着手成立“童军”，并开始组织童军活动。当年童军活动的宗旨并不是参与打仗，而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勇气、冒险精神、耐力、团队合作、自信等良好的品质，以促进青少年在体格、智识、公众表现和精神上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1907年，作为全球童军运动创始人的罗伯特•贝登堡，在英国的“白浪岛（Brownsea Island）”举办了第一次童军露营活动，在这次露营活动中，罗伯特•贝登堡给童军的孩子们戴上了领巾，这个时候的领巾，是“卡其布颜色”的，并不是红色的。
为什么童军要戴上领巾呢？其实，“领巾”这个小小的玩意儿，其本身的用途十分广泛，除了可以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志之外，还可以用来抹汗、洗脸、擦身子、抹嘴……，特别是在战场上负伤的时候，领巾还可以用来进行简单的包扎。
当时，罗伯特•贝登堡发起的“童军运动”，也影响了当年日暮西山的沙皇俄国。于是，沙皇俄国也有样学样，搞起了童军组织，成立了“沙俄童军”。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部分沙俄的童军倒向了布尔什维克（即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方。1922年5月，“弗拉基米尔•列宁全联盟先锋组织”成立，其成员年龄为10岁至15岁的苏联少年，这个组织又名“苏联（苏俄）少年先锋队”，也叫做“劳动童子军”，它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苏俄）少年先锋队”成立之后，原先童军孩子们脖子上的领巾，变成了红色——这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颜色，红旗的色彩，由先烈的鲜血染成。
至此，“红领巾”作为苏联俄国少先队的标志性产物，正式横空出世。
也就是说，1907年出现在英国的卡其布颜色的童军领巾，到了1922年的苏联（苏俄），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其颜色由卡其布色，正式变成了红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