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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城迎新街上，有一幢浅褐色的五层苏式建筑，一不留神就走过了。外墙上遒劲的爬藤植物，仿佛不经意间爬上人脸的皱纹。
这里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病毒病所”）旧址。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侯云德院士大部分的科研年华都在这里度过。
因为身体的原因，89岁的老先生，逐渐来得少了。但路过楼道里的学术海报栏，他还是习惯性地停了下来。“哦，是一个肿瘤学研究的报告。”无需借助花镜，几分钟速读后，侯云德就将满是英文和术语的海报内容讲给记者听。
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侯云德，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吐尽腹中丝，愿作春蚕卒；只为他人暖，非为自安息”。在他写的这首名为《决心》的诗中，老科学家的初心可见一斑。孜孜不倦地探索病毒世界，利用所学铸就重大传染病防控之“盾”。数十载的科研芳华里，侯云德写下一段段人生传奇。
编织传染病防控巨网应对甲流“一锤定音”
尽管不再从事一线科研工作，但侯云德身上的担子却并未卸下来。身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需要帮大伙“出出主意”。
看似轻描淡写，可在病毒病所副所长董小平看来，每当重大疫情来临时，侯云德扮演的都是守在火山口上的角色，他要准确地把握疫情走向，提出最佳的应对方案。
在卫生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围绕甲流疫苗接种一剂还是两剂，专家们在激烈地讨论着。依据文献和初步研究结果，侯云德依据多年的知识积累一锤定音，提出甲型流感疫苗一剂接种的免疫策略，不同于世卫组织推荐的两剂接种策略。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疫情来势汹汹，世卫组织将警戒水平提升至最高级别6级。中国迅速建立了卫生部牵头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担任该机制专家组长。
“我们火速召集国内十家顶尖疫苗生产企业来开会，一天天倒排，看看最快什么时候能拿出疫苗。”侯云德回忆道。
一剂次接种有效的判断不是凭空得出的。在疫苗临床试验中，数据显示老年人群对此次的甲流病毒有一定的免疫记忆，一剂便可以激活较强的保护性抗体，同时在一般人群中一剂次疫苗可以产生有效的保护性抗体。
侯云德说，在应对流感大流行疫情中，除了考虑疫苗一剂次免疫保护效果外，还要充分评价阻断病毒传播所需要的人群接种率，并结合疫苗的生产和接种能力综合判断，否则免疫策略也难以实行。
在一系列科学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在87天内成功研发出全球首个甲流疫苗，并在甲流大规模暴发前上市使用，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
回顾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重大事件，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是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也正是SARS之痛，促使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自2008年担任“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以来，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我国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科技规划，并进行了任务部署。
2015年盛夏，当电视台记者走进侯云德家里时，他正在十多平米的书房里工作，对着电脑起草“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十三五”规划。闷热的天气，外面的嘈杂，似乎全然和他没有关系。
在侯云德的主导下，经过近十年的科技攻关，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到省市级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实验室网络体系”，可以在72小时内鉴定约300余种已知病原以及未知病原的检测和筛查。
发现仙台病毒新特性一战成名
时光回溯到1958年，29岁的侯云德风华正茂，是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的一名留学生。他在导师戈尔布诺娃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副流感病毒，攻读副博士学位。
与导师戈尔布诺娃合影。
博士学位证书。
莫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环绕的红墙，以及贯穿整个城市的地铁，给初来乍到的侯云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停留最多的地方，除了实验室，便是图书室。
“当时学细菌的人比较多，而病毒学是新兴专业，是国际上的前沿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专门的病毒所，只是在微生物系里设有病毒室。另外，相对于细菌而言，病毒更难控制。”侯云德回忆道。
几乎每天都是最晚离开研究所的侯云德，留学前苏联期间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的“特别关注”。更重要的是，他在仙台病毒研究上有了开创性的发现。
当时研究所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动物房里的小白鼠一下子全死光了，而原因不明。查找“真凶”的重担落在了侯云德身上。导致小白鼠死亡的病原微生物是细菌还是病毒？如果是病毒，会是几百种病毒中的哪一个？
通过层层抽丝剥茧，侯云德将仙台病毒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幸运的是，后来他成功地在小白鼠来源的细胞里分离出了仙台病毒。不止于此，通过深入研究，他还首次证明仙台病毒对人有致病性，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并阐明了机理。
仙台病毒是乙型副流感病毒的一种，最早在日本仙台一实验室里分离出来，故而得名。1958年日本学者冈田发现仙台病毒具有触发动物细胞融合的效应。几乎是同期，侯云德在1961年有了同样的发现，并阐明了机理。
“侯先生的发现是国际上同时期关于细胞融合研究的创新发现之一。在那个年代，信息沟通不畅，科学家们对于外国学者同期的工作其实是不太了解的。”武桂珍表示。
当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会看到，正是基于细胞融合技术的研究基础，英国科学家Milstein和Kohler在1975年发明了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并由此获得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目前单克隆抗体技术广泛应用在疾病诊断、治疗等领域，比如可以利用它研制针对癌细胞的靶向药物。
在武桂珍看来，划时代的技术或发现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如果能在其诞生的进程中起到基础性的奠基石作用也是很了不起的。“要在平凡的工作中努力做出不平凡的成就，在这方面，侯先生无疑是我们的榜样！”
仙台病毒著作。
仙台病毒可导致单层细胞融合的发现是侯云德副博士毕业论文内容之一。鉴于论文的学术成就，前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直接授予他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是前所未有的大新闻。按照当时苏联惯例，副博士毕业后工作6年才能申请博士学位。
文革期间科研不辍发现黄芪抗病毒机理
从苏联学成归来后，侯云德着手开始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
所谓病原学，是指研究疾病形成的原因。在“缉拿”致病元凶的路上，侯云德很快便有所斩获。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国内首次分离出I、Ⅱ、IV型三种副流感病毒，首先发现了 I 型副流感病毒存在着广泛的变异性，阐明了1962~1964年间北京地区呼吸道主要病毒的流行情况。
即使在文革期间，面临重重困难，侯云德也竭尽所能地坚持科研工作。“他带领吴淑华等同事，对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展开研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武桂珍说道。
从寻找致病原，到研究黄芪功效，看上去有些跨界。其实，这也反映了侯云德内心深处治病救人的初衷。早在幼年时，受大哥的影响，他就立志学医，还要成为名医。另一个哥哥曾因患传染病罹世的往事，也是他心头难忘的痛。
侯云德觉得病原学研究固然不可缺少，它能阐明疾病的原因，但认识世界的目的还在于改造世界，因此，探寻杀灭或拟制病毒复制的济世良方，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古方“玉屏风散”通常用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其主药是黄芪。这便是侯云德锁定黄芪的起源。大量试验表明，黄芪对副流感病毒感染有明显的防治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黄芪的作用机理也逐渐浮出水面：它可以诱生干扰素，促进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有轻微抑制仙台病毒等复制的作用。
干扰素是正常人体细胞分泌的一类低分子蛋白质，具有抗病毒、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疫及抗肿瘤作用，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病毒杀手”。黄芪主要通过诱生干扰素等，提高机体防御能力，对抗呼吸道病毒感染。
在阐明黄芪抗病毒感染机理的同时，侯云德敏锐地意识到，人体自身的干扰素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1976年，他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了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将技术推广到北京、四川等地。随后，人白细胞干扰素得以批量生产，用于临床。
研制成功国内首个基因干扰素药物
在科研领域，载入史册的向来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然而，文革十年浩劫，使得我国当时生物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差距。在追赶的过程中，侯云德一直强调“me too，me better”：尽管我们处于跟踪的位置，但要做出比领先者更好的科研成果。
人白细胞干扰素用人血制备而成，耗费8000毫升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产量低、价格贵，导致它难以广泛应用。能否建立一个生物医药“工厂”，大批量地生产干扰素呢？
1977 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看到希望。他设想，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中去，使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工厂”来生产干扰素，将会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上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在国外刚刚崭露头角，对国内研究者来说，只是在文献中有所了解。
于是侯云德和同事们查找文献，边学边干，摸索着起步。他们采用特殊病毒诱生的技术，从上万毫升人血白细胞中，提取了干扰素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mRNA承载着干扰素的遗传密码。
提取之后，要对核糖核酸进行“破译”。文献显示，国外用的是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来进行实验，但国内却没有这种动物，也没有进口经费，侯云德和同事们只好寻找其他动物卵母细胞来代替。
最终，北京水产养殖场的非洲鲫鱼成为“救命稻草”。他们用鲫鱼卵母细胞作为替代，采用微量注射法获得了成功，闯出了核糖核酸转译的一条新途径。后来，这一方法被写入了1981年出版的国际权威性书籍《酶学方法》中。
纸上得来终觉浅。为更好地掌握基因工程技术，侯云德利用去美国、加拿大等地开会、考察的机会，亲自到实验室做实验，回国后又根据国内的条件加以改进或创新。“利用到国外出差的机会，我还带回一些当时急需的试剂和设备，解了燃眉之急。”侯云德说道。
在各种“因陋就简”中，中国的基因工程技术渐渐开始有了雏形，病毒学研究迈入了分子时代。1982年夏天，侯云德团队首次克隆出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随后，他们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 型干扰素。
“尽管和国外同类成果相比，我们晚了一点，但我们研制的干扰素是由中国人基因研制而成，更适应国人体质，同时副作用更小、治疗病种更多。”侯云德自豪地说道。“me too，me better”，他和团队做到了！
连任三届863计划首席专家为生物技术发展谋篇布局
26年前，在侯云德办公室发生的一幕，令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至今难忘。
侯云德与程永庆。
侯云德打开自己的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科研论文、获奖证书。他对程永庆说道，特别希望这些科研成果能早点变成药品，让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农民都能用得上。
当时，许多高科技药物是进口药，价格十分昂贵。在侯云德的极力倡导下，三元基因药业在病毒所地下室成立了，程元庆是公司骨干之一。
“在楼上的重点实验室完成小试的基因药物，很快拿到地下室的三元进行中试，加速了成果的产业化。”程元庆回忆道。
据统计，侯云德团队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已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大幅降低了相关药品价格，使上千万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组α1b 型干扰素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它的问世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侯先生是中国生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评价道。
如果说基因工程药物创新是点上的突破，那么，从1986年到1997年，侯云德连任三届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专家，从战略层面上对我国生物技术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他个人也实现了从杰出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的角色转变。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1987年工作会议。
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在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和朱光亚极力倡导下，我国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在国家“863”计划列出的7大研究领域中，生物技术居于首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既是战略决策者，也是战术实施者的侯云德，联合全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出色完成了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
十年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余倍。“侯先生为我国生物医药技术原始创新、成果转化，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化的整体水平步入国际先进行列做出了巨大贡献。”武桂珍指出。
甘为人梯不遗余力提携后学
去年年初，侯云德在和病毒病所研究员段招军的一次聊天中提到，因为眼睛的缘故，不能长时间看电脑屏幕，决定“不再学习了”。
段招军明白，侯老师所说的“不再学习”指的是不再编写《生物新药开发最新国际信息》了。
“一方面，感伤于老师的‘英雄迟暮’，而更多的则是由衷的敬佩。从2001年开始，《生物信息》至少两周一期，每期万字左右，都是候老师一个个字敲出来的，再发给大家学习。”段招军说道。
作为“孙子辈”的学生，段招军在侯云德的言传身教中获益良多。他认为，《生物信息》一方面是写给大家看的，同时也是侯云德驱动自我学习的一种方式。一辈子都要站在知识和技术前沿的侯云德，深恐稍不学习就落后了。
比段招军年长一轮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是侯云德“儿子辈”的学生。每天下班后，侯云德会召集学生来办公室聊天，和大家分享国际研究最新热点和趋势。“当时年轻，没有领会老师的深意，现在回想来觉得特别幸福”。
毕业生论文答辩会与学生合影。
令金奇印象深刻的是，侯云德大胆培养年轻人，总是把课题组的年轻同志推到科研的第一线。“在做痢疾基因测序过程中，从立项到协调各种资源，侯先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70多岁的老人乘坐汽车，来回近千公里的奔波。最终在侯先生的领导下，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率先发布了痢疾全基因组序列成果。
当被问起有什么爱好的时候，侯云德一脸茫然地转头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有什么爱好吗？”繁忙工作之余，他的业余时间大多用来著书立作了。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他在1989年独自完成的一部一百余万字的专著《分子病毒学》。
“当年，我们将这本书视为分子病毒学的‘圣经’，在它的指引下，许多年轻人步入了分子病毒学研究领域。”侯云德的同事、病毒病所原所长李德新说道。
其实，老先生也不是完全没有爱好。学生们回忆道，一有空闲，侯先生会亲自下厨，做些偏甜口味的家乡饭菜。“先生偶而也会看看电视剧，他还和我们聊过前几年热播的甄嬛传。”段招军说道。
（原标题：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侯云德：铸就重大传染病防控之“盾”）
